罗振亚:新诗命名与翻译

2017-09-02 05:49

  新诗具有一种引发模式特征,它的生成可谓是对诗歌的“模仿和翻译”;因此其命名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翻译,翻译在很大程度上规范着新诗的阐释范式。

  新诗具有一种引发模式特征,它的生成可谓是对诗歌的“模仿和翻译”;因此其命名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翻译,翻译在很大程度上规范着新诗的阐释范式。

  新诗命名大致分两种。一种是直译后的直接命名,这种命名方式最简单,也最流行,最能实现归依翻译的特点。新诗将相关的称谓从原语言中直接翻译过来,然后寻找到相对应的汉语语符,以此来实现对某一种现代新诗现象的命名。如“诗”来自于惠特曼、英美意象派的“诗”运动;“象征诗派”的内涵主要来自于马拉美、波德莱尔等为代表的法国象征诗派。这种归依的翻译尽量不在语词内涵上作人为的改动,而是尊重命名本身在原语言中的表达,以命名的原初阐释为理想真值。这种现代新诗的命名往往具有先生性、先验性。因为这些命名大多是在原语言中已经取得相当成熟的文本经验,因此现代新诗将其视为一种应该实现的理想的未来图景而引致过来,奉为圭泉,创作出一批“模拟性”的文本。如闻一多和冯至的十四行诗,穆木天、冯乃超的象征诗,等等。

  另一种命名方式为间接命名。这是一种抵制性的翻译命名,在这种命名模式下的现代新诗称谓,并不能在原语言中找到恰好对应的语词,而是采寻其他的途来实现命名。在这种命名方式中流行最多的当属以期刊的名字为命名的模式。如以施蛰存主编的《现代》为命名的“现代诗派”,以胡风主编的《七月》为命名的“七月诗派”等。这种纯粹源自的现代化的文化方式,为现代新诗的话语建构提供了一种新鲜的组构样式,从而打破了传统古典诗歌中的以地域或以某著名诗人为核心的命名方式。

  如果梳理一下翻译语境下的新诗命名,我们不难发现这里面潜藏的危机。首先,现代新诗命名的先生性使得命名的意义指向,在很大程度上有脱离文本实践的嫌疑,阻隔了对现代新诗文本真实的阐释。如以李金发为代表的初期象征诗歌。至今为止人们总是以法国象征派诗歌的内涵来评判它的内在理,它也就被在后者的阴影里。事实上,李金发创作诗歌的出发点并不是法国象征诗歌,它的引进并不是一种归依的翻译,而是试图创造。他想把两家所有“试为沟通”,这种理想在文本实践中也得到了部分实施。虽然对母语的隔膜,使之在客观上并未取得理想的成绩。但这些很有价值的努力却因法国象征派诗歌的先验存在和归依性的翻译所引致的先生性命名而被遮蔽,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历史的偏执。

  其次,现代新诗命名具有“躯壳性”。所谓躯壳性是指现代新诗的许多命名并非是相对应的一种文学现象的梳理或总结,而是一种他者的言说。这种命名体现为一种非本体的命名,在很大程度上了现代阐释学命名的游戏规则,同样在实践中引致了诸多翻译上的误读。比如小诗,从周作人的翻译开始,人们总是将它归结为日本徘句的影响。事实上,日本徘句的内在要求并没有在小诗中真正体现出来,所体现出来的只是短小精悍的外形。中国小诗多为诗,表现刹那的感想,并没有相对定型的章法。其实徘句是一种“超短的格律诗”。它一般应遵循两个基本原则,即五、七、五三行,语句中必须包含表示季节名称的“季语”。从这里可以看出,徘句的抵制性翻译导致了周作人的努力并没获得想象中的成就,而将小诗的命名内涵归结为日本徘句的影响,也就成了一种值得商榷的命名理解。

  以期刊命名对现代新诗而言同样是一种他者言说。只是一种载体,它和诗歌现象本身关联并不直接。从现代确证性的命名原则上说,这种命名显然是一种伪命名。《新月》来自于泰戈尔的《新月》诗集,“新月诗派”是以《新月》为命名的诗歌流派,这已成学界的一种共识。但是包括新月派理论的集大成者梁实秋在内的诸多当事者都不承认有新月派,更遑论“新月诗派”。同样,“现代诗派”因施蛰存主编的《现代》得名,但包括施蛰存本人在内的诸多诗人对这种命名却不置可否。

  以上分析足以证明,现代新诗的阐释在很大程度上囿于翻译的,而尚未告别襁褓的柔弱。现代新诗关注翻译的最终目的,是在域外语言资源支持下,丰富和充实的表达,而不是在的领地上移植域外诗歌。因此,在追求和创造汉语诗歌民族品格的今天,对现代新诗命名的这种溯源性考察显得尤为必要。

  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副院长,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2005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为中国作协诗歌委员会委员、中国新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写作学会副会长、中国闻一多研究会副会长、天津市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出版《朦胧诗后先锋诗歌研究》、《与先锋对话》、《中国现代主义诗歌流派史》等专著十二种,诗集一部,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文艺研究》等刊物发表文章三百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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